人们知道胡风，或许更多地源于1955年的那场公案；而作为诗人和文艺理论家，胡风留给世人的印象既不全面也不深刻。新年伊始，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胡风全集》在众多关切的目光中隆重登场，一个完全的胡风终于重现在世人面前。
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幢高层居民楼里，胡风渡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岁月，如今，这里的一切都变化不大。客厅的书桌上方一张胡风晚年的照片分明透露出老人暮年生活的宁静。在《胡风全集》出版前夕，记者与胡风先生的女儿张晓风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对话。
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学研究室副研究员张晓风的主要工作，是整理编辑胡风著作，研究胡风文艺思想。《胡风全集》正是她多年辛劳的结果。
记者：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胡风研究多年以来都是禁区，资料搜集十分困难，表述观点也惟恐“逾矩”。而今，一切都成了历史。在550万字的《胡风全集》中，许多过去从未披露过的珍贵资料均毫无保留地依照原貌如实摆在了读者面前。对于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对于胡风曲折坎坷的人生，这无疑是一个无声但却凝重的佐证。
晓风：是的。《胡风全集》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次出版的胡风全集。它收入了我们已经收集到的、所整理出的胡风全部著译文字。其中包括自作者1922年起写的第一篇文章到建国前的全部佚文；《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以及他在狱中所写的交代材料、思想汇报、外调答问等；还有就是平生书信400余封，内有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原信全文，这些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重要文献。
记者：胡风本人及其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几乎一直处于争议之中，在编辑整理《胡风全集》的过程中，有没有一定的原则？
晓风：尊重历史，尊重作者，尊重读者，将胡风全部著译文字的原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以利对胡风本人，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研究，这就是我们整理编辑《胡风全集》的原则。基于这样的原则，对于作者为发表而作且已经过他本人审定的著述，凡已收集到的，无论作者本人是否对其中内容表示过不满意，无论在当初编集时有无删节，我们均依原样全部收入。而对于作者原本并非为发表而写的一些文字，比如“三十万言”书（这是他写给党中央的报告），还有书信和狱中交代材料等等，我们也都尽量地保持原貌，不作改动，仅酌情作一些少量的删节。另外，每篇著译，我们都尽可能地注出最初的发表年月，以及除“胡风”之外的署名。对于九、十两卷所收的日记中涉及的人名，我们都尽可能地作了注释。在全集最后，我们附了胡风年表，约有三万多字，试图为读者清晰地勾勒出胡风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以便对他有个全面了解。
记者：从您个人的研究状况看，应怎样评价胡风文艺思想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的地位？
晓风：父亲一生都是以鲁迅先生为榜样的。不论是他本人还是研究他的专家，都认为他是鲁迅精神最顽强的捍卫者。从年轻时的反抗旧社会到建国后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真理，他不屈的精神就是直接从鲁迅那里继承来的。尽管现在，个别年轻的读者对政治不大关心，但父亲确实是以研究并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己任的。父亲是鲁迅先生晚年最接近的左联文艺工作者之一，同时负责中共中央和鲁迅先生之间的联络事宜和意见交流。日本出版日文版《大鲁迅全集》时，父亲是协助翻译的人；他还写了导读前言。实际上，不管是在身陷囹圄的日子，还是在出狱平反之后，他每年都要写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这是他继承鲁迅精神以及鲁迅文艺思想的最好的表现。
记者：胡风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似乎在他的性格上都有表现。鲁迅先生送给他一个评价，说是“鲠直”。胡风是个诗人气质很浓的人，他应该首先是个诗人，然后才是个文艺理论家。他后来的遭遇跟他的性格大概也很有关系吧？
晓风：（笑）当然，人无完人。父亲确实是一个鲠直的人。只要他认定是真理的东西，他绝不会放弃，也不会屈服。就是因为他不会变通，也不愿意变通，因此，在国统区的时候，他被认为是“红”的，而在建国以后，却又被认为不够红。1955年以后他多次受到审查，但在最后判刑时，他还说“心安而理不得”。他为了维护党的威信，同意服刑，但他对处理结果，是有保留的。最突出的例子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重庆以后，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开座谈会，父亲就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要根据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为工农并不识字，而兵又是国民党的兵。
记者：您是否知道当时重庆座谈会上对他发言的反应？
晓风：当时就有反对的人，可说完就完了。但是后来开始批判他的时候，这次发言却成了重点批判的对象，成了一件决定他和许多人命运的大事。
记者：历史有很多时候也是很偶然的。偶然中带着必然。文艺为什么服务？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同的。但是大体上有“为政治”、“为人生”、“为艺术”三种区别。但是“为人生”的艺术对象和阅读目的，对于大多数读者可能比较适合。由此，我们想了解胡风的生活，认识一个完全的他。
晓风：已经有三种“胡风传记”出版，马蹄疾、李辉和梅志都各有一本。另外还有胡风自己的那么多著作，比如这一套全集。读者都可以通过阅读得其所需，不管为人生、为艺术还是为政治。不过关于人生，父亲有一句话：第一要做人生的战士，第二才做文艺上的诗人。我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极为有限，了解不多，不好为读者讲他的人生。我在重庆出生，两岁被寄养在上海。七岁与父母团聚，十几岁时他们又双双入狱，直到父亲出狱、平反，我们才真正生活在一起。但这时候，父亲年轻时的风采已经很难看到了。总之，父亲的一生既是战斗的、坚持真理的一生，又是充满挫折和苦难的一生。
记者：其实，在谈到胡风所遭受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关注您的母亲——梅志女士在这一切苦难当中的遭遇和极为可贵的精神品格。1955年到1965年这整整十年间，他们未见一面。那时候的压力又那么严重，但梅志始终都与胡风站在一起，他们之间的爱情真可以说是感动天地。
晓风：我母亲确实吃了不少苦。从30年代她和父亲一起在左联工作开始，就一直颠沛流离。1953年，我们家从上海搬到北京，父亲很想让母亲和孩子们过上安稳的日子，就用稿费在北海后门买了一座院子，种上花草树木。但是这样的日子到1955年就又结束了。在这以后的所有日子里，母亲和父亲总能坚定不移地站在一起，这是基于最基本的信任。有信任才会有忠诚。母亲了解父亲，他是真正的革命者。在四川监狱，父亲一度对问题的解决绝望了，也自杀过，都是母亲一点一点地劝慰他。母亲对父亲说：“我们一定要活着走出高墙。”当年遭受迫害的人，能够活着看到平反的人不多，父亲和母亲能够活下来，我母亲起了太重要的作用。而母亲对这一切，从未抱怨过。
记者：《胡风全集》马上就要和读者见面了，这对梅志女士来说应该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在这个时候，您想对读者说点什么呢？
晓风：全集的学术价值可以不必多说。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在这一套书中获得许多收益。鲁迅先生说，我们要做天才成长的土壤。父亲也一直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年轻的读者和作者的。像路翎、牛汉这样的作家和诗人，最初都是在父亲的鼓励下写作的；而像田间和艾青，他们的作品都是通过胡风首次向广大读者介绍的。所以，现在的读者，在他的著作中感受他硬气的战斗的一面时，也可以了解到他的另一面，是温和宽厚的。我还想说的是，要想以文学为事业，就必须要有淡泊名利的心，要甘于寂寞。文艺工作者是这样，出版界也应该是这样。
（照片为胡风晚年与妻子梅志的合影）
 |
